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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刑事律师是替坏人说话吗?

发布:2016-10-18 15:32 来源:临沂律师咨询

一名刑事辩护律师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替坏人辩护?为什么要替坏人说话?”

而这个问题的背后,往往隐含着一些公众对刑辩律师的误解。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了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方向,并提出了“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的具体要求。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刑事辩护律师如何把握自己的角色和定位

    刑辩是为维护法律公平正义

    刑事辩护制度的确立,主旨是为了通过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提出与控方有罪、罪重相反的无罪、罪轻的事实与理由,来追求案件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的公正结果,最大限度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但如果仅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辩护制度,势必会使得一些民众产生误解,甚至部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抵触,认为辩护律师就是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开脱罪责。这是此前辩护人及其辩护意见得不到充分重视的根本原因。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的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环境下,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制订了充分保障律师行使权利的相关规定。这是律师的辩护权及相关联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以保护的制度保障。

    但要想在司法实践中真正实现,重要的是必须让司法人员充分认识到律师的辩护,不仅仅是为当事人负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对国家法律负责,也是为了维护国家法律的公平正义,进而确立和提高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这与我们司法机关的执法宗旨是一致的。只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实现控、辩、审为追求共同的目标,分工负责、各司其职的协作关系,而非对立关系。

    律师是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否重视律师制度,是否重视律师的地位和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实现法治的标志。从很多冤假错案的情况来看,往往都是没有重视和采纳律师的意见所造成的,这些教训值得我们反思。

    作为一名刑辩律师,真诚地希望我们的辩护制度能够切实实现其主旨,让律师真正成为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力量。

    不“捣乱”的律师不是好律师

    为了避免读者误解,我首先要对我所讲的“捣乱”下个定义:刑辩律师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紧盯公检法三机关,力图在程序和实体上找出办案机关的错误,一旦发现问题绝不妥协,在不违法的情况下穷尽所有办法为当事人抗争,这会让一些公检法机关有时候觉得律师是在“捣乱”。

    这种“捣乱”, 实际上是源于刑事制度中的“控辩平等对抗”设计。

    首先,律师天生就是来“捣乱”的。《律师法》第二条规定:“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所以,从律师制度层面看,律师的法定职责决定了律师天生就是为了委托人的合法利益而存在。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本来就不是为公检法唱赞歌的,而是来给公检法挑刺儿的。

    其次,经得起律师“捣乱”的案子,才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成为冤假错案。律师“捣乱”,目的是为了纠正公检法的错误。那么有人就问了,难道公检法就不会自觉纠正错误吗?公检法机关有其自身的纠正机制,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任何人往往都可能忽略或者难以发现自己的错误,在个别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出现故意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国家在刑事诉讼中才设计了公、检、法三阶段,层层把关,并在三机关相互制约的制度后还设计了律师制度。

    因此,一个从来不挑错的律师,就没有尽到律师的职责,就不能算好律师。

    为“坏人”辩护是程序正义的需要

    所谓好人与坏人,只是道德评价和社会口碑。就法律层面而言,对一个人的行为只是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评判,在法律范畴内没有好人与坏人的评判。

    一个人无论他是君子,还是小人,无论其是否罪大恶极,即使是“阶下囚”,他仍然享有公民的一定权利、平等地受法律保护。

    对于这一点,作为法律职业人很容易理解,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就不那么容易接受。他们往往容易从朴素的情感出发,将律师为被告人辩护,简单定义为“替坏人说话”。

    缘何为坏人辩护  只因坏人也是人

    “为什么要为坏人辩护?”这是一个翻来覆去谈了好些年的话题,这是几乎每一个刑辩律师都曾经被问过的问题,这是一个本来不该成为话题的话题。

    有人从司法公平公正的角度去解读这个问题,有人从宪法赋予人权的角度去回答这个问题,似乎这是个大问题,其中有着大学问。其实,仔细想一想,又似乎远没有那么高深、那么复杂。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因为坏人也是人。

    就人而言,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谁能说自己这一辈子没做过一件坏事?谁又能说这个人一辈子没做过一件好事?

    坏人也会有做好事的时候,即使他没有做过好事,从生下来也并非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每个人的生命都很珍贵,每个人的生命也都只有一次,因此就算是一个坏人,其生命也应得到法律的重视。

    一个罪大恶极的人,罪当处决,但杀要杀个明白,不仅要让他自己明白为什么被判死刑,还要让老百姓明白他为什么被杀,更要让这个社会明白什么样的行为要被判处死罪,这才是刑事立法的全部含义。

    刑事辩护的目的,就是要为被告人说话。但是,刑辩律师所说的话绝不是颠倒黑白,真正的刑辩律师所说出来的话一定是实事求是、言而有据、掷地有声的。

    只有经过真正的、充分的、有效的辩护,才能搞清楚犯罪嫌疑人究竟做了什么?他的罪行究竟有多重?他究竟该不该被判定有罪?才能最终断定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辩护会使一切都呈现在阳光之下,辩护会保证审判工作的光明正大。如果他是坏人,辩护会使他自己口服心服,会使他的家人口服心服,会使这个社会少些矛盾、少些冲突。如果他是好人,辩护会使他获得清白,会使冤案错案减少,会使法律更加服人。

    我们为什么要替“坏人”辩护

    要回答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辩护,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我们通过什么方式知道他是“坏人”?应该怎样对待“坏人”?

    “坏人”严格来说是对人的道德评价,这种评价指向的是人的内心,但内心往往只能通过行为去探究,所以“坏人”是一个边界不清的模糊概念。正因如此,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无罪推定”,当一个人没有经刑事审判程序认定为罪犯之前,我们应假定他是无罪的。在国家的法庭上,我们是通过法律裁判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而不是通过道德评价一个人的内心是否邪恶。

    刑事审判是对过往之事的追究,但已发生的事不能再现,我们只能根据证据来裁判。而证据必须凭借侦查人员之手去调取,在破案压力之下,侦查人员往往容易跨越法律的边界,通过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手段获取有罪的证据,刑讯逼供就是这样发生的。

    另外,在经济犯罪中,侦查机关对于涉案财产有权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其中隐含的经济利益也容易将犯罪嫌疑人置于危险的境地。很明显的是,刑事诉讼是弱小的个体与强大的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对抗,正是为了平衡两方力量的巨大失衡,法律赋予被告人有获得律师帮助辩护的权利。就此而言,律师本身就是为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推动国家以合法的手段和程序处罚罪犯而设置的。

    刑罚是现代社会以国家之名对一个人实施的最严厉制裁,涉及的是一个人所有的价值:生命、名誉、自由、财产,只有经由合理的程序、充分的辩论,理性的判断,才能使判决获得正当性的同时,也获得被告人和普通民众的认同,从而引导被告人回归社会,预防其他人再犯,并由此体现一个社会对人和生命的尊重。所以,惩罚并不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唯一目的,否则,一切司法活动都沦为以恶制恶、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文明、宽容、法治、以人为本永远是高于惩罚的更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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